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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廉洁京东”微信公号里

  ▲ 2018年初,阳光诚信联盟的企业成员参观香港廉政公署展厅。这个联盟2017年2月由

  也许正因为这个“黑名单”系统的存在,数位因贪腐入狱的互联网前高管,出狱后都选择了自己创业。

  “互联网公司的贪腐,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人手不够。如果靠互相监督,比如请双倍的人,企业成本又会比贪腐的损失大。”

  过去两个月中,蚂蚁金服、美团、360、小米、滴滴出行、等互联网公司的四十余起腐败案件,随着判决书和内部邮件的公开,被摆到了台面上。

  互联网公司的贪腐,八成发生在“看门人”身上。“看门人”是指从事采购、运营和招投标的一线员工。他们可能职级不高,却掌握着对供应商的选择权和议价权。

  对千千万万的小供应商来说,想要登上互联网巨头的“大船”,必须先敲开他们这道门,由此衍生出了行贿、刷单等行为交织的灰色地带。

  互联网反腐其实早从2011年就开始了。当年2月,B2B公司大批欺诈事件曝光,牵涉一百多名员工,时任CEO卫哲等高管引咎辞职(详见本报2011年2月27日《阿里巴巴与两千大盗》)。

  此后,每年都有互联网腐败案件被曝光。根据公开信息统计,八年来,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发生过内部腐败,涉案人数总计超过650人,他们之中有些人被辞退,有些人因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被判刑。

  2018年至今,这类案例越来越多。一年半以来,涉案人数超过340人,占过去八年的一半以上。

  南方周末记者先后联系了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、京东、小米、、去哪儿、滴滴出行、大疆等2019年被公布贪腐案件的公司。其中超过半数拒绝了采访,仅有百度、京东、滴滴出行和携程给予了书面回复。

  2019年7月17日,360知识产权部一位总监被曝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,周鸿祎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匕首照片,配文“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”。

  但刀子怎么切呢?互联网公司反腐方式主要有三种,一是设立专门的审计部门;二是对举报和拒绝受贿的员工给予奖励;三是成立行业组织,共建“黑名单”。

  在携程,审计部直接向集团董事会汇报,专人负责公司举报电话与举报邮箱,其他个人和部门均无权接触。京东的监察部直接向集团CEO汇报,反腐团队由从事过公安、反贪以及其他专业训练的专职调查人员组成。

  在奖励方面,京东设立了每年1000万人民币的反腐奖励基金,奖励举报违规的行为,拒绝受贿的员工也会被奖励贿赂金额的50%,升职加薪时被优先考量。滴滴出行对于内部举报或拒绝受贿的员工最高奖励10万元,目前已经奖励了数十人。

  2017年2月24日,由京东倡议,联合腾讯、百度、美团等企业发起了首个反腐行业自治组织“阳光诚信联盟”,目前成员三百余家,60%为互联网企业。其网站上线了“失信名单共享系统”,通过该系统,成员单位可共享腐败人员“黑名单”。

  2018年德邦快递一位运营经理收了一位供应商一万多元贿款,后来离职到了京东,也把这个供应商带到了京东。德邦快递发现后告知京东,辞退了这个人。

  去哪儿方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HR在录用新人时,都会先查这个系统,看看这个人在不在“黑名单”上。

  也许正因为这个“黑名单”系统的存在,数位因贪腐入狱的互联网前高管,出狱后都选择了自己创业。

  比如携程要求每年全员必须完成反舞弊及合规培训,并要求100%考试通过。京东实行管理层ABC问责制,除涉及腐败的员工被辞退外,其直接管理层和间接管理层也会被问责处理。

  为了学习反腐方法,2018年新年,十三家内地企业一起组团参观了香港廉政公署。2019年春节,京东又组织员工参观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,用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警示员工腐败的后果。

  在“廉洁京东”微信公号里,有刘强东的自述,他说大学时曾买下一家餐馆创业,结果因为收银员、大厨和采购人员贪污,做垮了餐馆。所以他格外重视反腐,“如果公司怀疑你贪污10万元,就算花1000万元调查取证,也要把你查清楚”。

  京东方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,互联网行业高速迭代,业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也导致腐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往往随着新业务不断推陈出新,一般业务拓展期也是监管薄弱期间,易于腐败的滋生。

  最容易出现腐败的地方是采销、营运及招投标环节。某些供应商为了获取流量和客源,往往会利用监管环节上的漏洞,以回扣、返点等方式向平台的采销人员进行利益输送,而且手法隐蔽、形式多样,有时甚至内外勾结,监守自盗。

  受贿是最普遍的贪腐类型。在2019年被曝光的案例中,包括百度“百家号”业务人员收好处费三十余万元、小米市场部负责人索要高额好处费、美团市场部三人受贿以及蚂蚁金服两位员工受贿一千三百余万元。

  2018年8月,京东公布了一组反腐通报案例,16个案件中13个是受贿行为,涉及的部门包括西南城市配送业务、华中大件物流部、金融部、男装和奢侈品采购部、童装部、女装部、配饰部、大家电运营部、生鲜部和人力资源部。

  滴滴风控合规部的一名廉政调查员,在回忆文章中说,自己曾是一名当兵近20年的中校团级干部,做了风控的调查员后,看到了很多人受贿的“第一次”:签下朋友李某的一批停车位,收到事后9000多元的感谢费;为贷款销售经理方某和租赁公司牵线元;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挪用供应商返还公司的2000元钱搞团建……

  滴滴员工拒绝受贿的礼品最常见的是现金、微信红包、礼盒卡券,也有千奇百怪的比如大活鱼、活林蛙,甚至有人上报说对方从自家葡萄藤上摘了几串葡萄送他。

  在最近曝光的案例中,百度智能云的两名员工勾结外部人员,设立不必要的中间交易环节,引进其中一名员工妻子持股的公司谋取私利。小米市场部一名员工,将公司业务交给亲属持股的公司承揽。

  京东曾通报,男装及奢侈品部一位采销经理通过行贿一位部门同事,引进其弟弟所经营的公司,并给予资源支持。

  比如百度员工曾收费删帖、改网站排名;腾讯员工曾收费解封QQ号;淘宝员工曾收费删除差评;百度旗下电商“糯米”员工曾勾结商家刷单。2019年7月12日,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显示,蚂蚁金服两位员工,让资质不足的商家上线,并帮忙掩饰涉赌、涉诈的,累计受贿一千三百余万元。

  被查出的案例也许只是冰山一角。2014年,华为公布116名员工涉嫌腐败,还出现了上亿元的个案,在次年的达沃斯论坛上,任正非说,此番调查引出了四五千人的“坦白从宽”。

  2015年之后,阿里巴巴两次发布公开信,宣布永久关闭46家商家,因为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谋求“小二”照顾。

  阿里“小二”是对接商家的基层员工。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,在商家入驻天猫的环节,围绕着跟“小二”的关系,衍生出一批中介。

  一位在知乎上做广告的中介介绍,以童装店铺为例,如果自己申请入驻天猫,很容易被拒绝。但找他们就可以通过,需要交5万元中介费,事成付款。当被问到可以成功的原因时,对方暗示认识里面的员工。

  另一位中介说,这个价位不可能成事,这只是在赌运气,申请失败也没成本。真的认识内部员工,“打点费”要至少十万。不同类目,要找到对口的审核员,才能保证通过,“我们的渠道,就是找到点鼠标的这个人”。

  这位审核员也负责这类店铺的日常运营,日后也会在分配资源时对“关系户”有所照顾,并且向“聚划算”的小二打招呼,给点活动资源。

  一位资深淘宝店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聚划算”可以带来很大销量,但符合资质的商家上报活动之后,要小二审核,“小二的权力很大”。

  2012年7月,作为最早一批因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被判刑的互联网公司高管阎利珉就是时任“聚划算”总经理。

  一位在“闲鱼”上做广告的中介说,对京东美妆、图书这类停止招商的特殊类目,他们有内部渠道可以通过。另一位中介也说,京东直营的供货商申请要求高,他们可以通过内部关系,比如内部招商“做进去”,但是要塞红包,五六万才行。

  “互联网公司的贪腐,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人手不够,太忙了,一个人的权限就很大。”一位曾在头部电商负责采购的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如果靠互相监督,比如请双倍的人,企业成本又会比贪腐的损失大。”

  据她介绍,电商依照不同品类划分采购和运营,每个品类的员工都不多,一位采购往往能接触到四五百个供应商,最后要选出三四十个,“选哪个真就是一句话的事”。虽然设有审核,但审核负责很多品类,很难了解具体一个商品的价格或一家供应商的资质。

  在价格上,运营有调价的权限,一般要触发到临界值领导才会查,比如应该卖20元的东西,定价在15元以下才会触发系统审批,运营可以定价在15.5元让利益相关者去买。

  也可以利用活动,比如“满199减100”的产品,有时页面上不露出,只有一个链接,运营可以发给亲友买下来,再倒卖出去,甚至有供应商自己在活动时低价买入,再原价卖给平台。

  “互联网公司查出来的腐败员工,很多时候都是供应商自己举报的。”她说,一开始双方谈拢了,但后来销售不理想、活动力度没给够,不满意的供应商就会举报自己行贿过的人,“一家知名电商,据说一个组里3个人被‘端掉了’,就是供应商做的局。”

  一位曾经从事微信电商的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采购是公认的肥差,就是因为能收回扣,再白的人进去也容易变黑。”

  比如,采购跟供应商谈好,买一颗纽扣,单子上写2元一颗,实际上付给供应商的是1.5元,采购赚差价。公司对这种行为几乎没法防范,小公司就用亲戚或者老板自己采购,大公司可能就要靠举报和频繁更换供应商。

  这种类型的贪腐也曾形成“窝案”。2018年底,大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,发布了非常详细的公开信,称供应链贪腐“触目惊心”,公司员工让供应商报底价,然后往上加价,加价部分分成,或者以各种方式踢出正常供应商,涉及范围超百人。这种供应链贪腐造成平均采购价格超过合理水平20%以上,保守估计造成10亿人民币损失。

  何希是京东直营的一位供应商。他说,贪腐是很常见的现象,“甲方”是大平台,整套体系决定了“小二”有巨大的权限,动辄可以决定供应商的生死。在这种前提下,大多数供应商希望建立不错的合作关系,可能会想着“搞定某某”,一般是返点的形式。

  还有一种贪腐形式是“串货”。一些大型品牌,每年固定把一些费用投到电商,一些投到线下卖场。同一款货,当卖场的售价高于京东的时候,电商平台的人愿意把电商的货卖给线下,中间操作的人吃返点。对于电商来说,卖给谁都是卖,对于线下来说,进货价可能更便宜,损害的是品牌方的战略规划和利益。

  “这种单量都很大,一般返点是货物价格的3%,我曾经认识一个人,做了一个季度‘串货’,靠这个在上海买了套房子。”何希说。

  但这种模式不是电商发明的,在线下商场超市已经存在很多年。东南西北,各大区互相串,各个国家互相串,钻不同地区价格政策的空子。

  一位曾经在工作多年的采访对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在家乐福,选什么货是可以由部门决定的。

  2006年前后,曾经有一位部门经理在卖场当着许多人的面说,“只要给我10课课长做,没工资都行”。10课就是酒水饮料类。整个集团对腐败的监管,在他看来“形同虚设”。

  与国内惯于披露互联网公司腐败情况不同,美国互联网企业极少披露企业内部贪腐情况,几乎没有相关报道。

  仅有两个相关的公开案例,一个是2014年前高管向供应商出卖商业机密入狱;另一个是2018年员工通过中间人向第三方卖家进行数据交易,包括买卖用户数据、删除负面评论、恢复被禁账户等,随后亚马逊表示进行调查,但查无后文。

  与腐败相关的案例,更多是这些公司为了打开海外市场向国外官员行贿,涉及触犯美国的“反海外腐败法”。比如在匈牙利、沙特阿拉伯和泰国行贿;员工涉嫌向印度尼西亚警方行贿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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